1929年3月20日
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写信给中央，提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初步设想。信中指出：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的，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信中还向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除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1934年3月20日
刘少奇撰写《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文。文章指出：苏维埃已经大规模地组织了国有工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这里工作的农民们和工人们，在以前是为地主资本家工作，现在是头一次为着自己工农劳苦大众而工作。这种劳动性质的变换，是我国历史未曾有过的最大变换，应该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国家企业、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会与觉悟的先进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提高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发挥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同旧的习惯作斗争。这篇文章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1936年3月20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举行会议（即晋西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和目前战略方针问题。张闻天作报告指出：国际决议特别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于这一决议，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目前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我们应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反日与反卖国贼二者亦应分别，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敌人。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十二月决议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应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们的任务，是要利用每一分钟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超过会冒险，不足会右。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在谈到“联俄问题”时指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仍举棋未定。红军当前的三大任务是：向东发展，扩大山西根据地；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以推动抗日运动；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党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
在二十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发言，进一步阐明世界形势已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认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他指出：日、美、英、国民党、苏维埃、苏联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对日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没有胜利的把握而行动，不对。不相信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在二十五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指出：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以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
在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阵线。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义，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赞成联俄联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庆龄等和中下层军人、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的勇气，赞成土地革命，在我们的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抗日。这一派很有势力，是我们同反革命派争夺的中心。中共中央的外交（统一战线）方针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要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对张学良的策略是：蒋、张分开；互不侵犯；坚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不破裂，求得实际利益；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五）苏维埃成为问题时，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七）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八）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九）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十）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并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会谈。
1948年3月2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情况的通报，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着名的论断。通报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又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通报还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同日，毛泽东在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时还指出：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是不对的，应当立即加以检讨。这个通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同日的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1938年3月21日
刘少奇在抗大作《华北地区工作经验》的演讲，阐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演讲指出：华北是最复杂、矛盾最多的地方。在这种环境之下，更须用巧妙的方法团结各派别以及各军队一致抗日。因此，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活泼的办法。其主要的原则就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日本，抵抗日本的侵略。讲演还介绍了在华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经验。
1955年3月21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开幕词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又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着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1979年3月21日
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像的还要困难些。我们的方针是大量吸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甚至资金，这样做发展可能快一些。我们还要善于吸收，善于使用，善于管理。这一切都需要学习，我们有信心可以学会。谈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过去一个时期，确实发扬民主不够，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因此，在一个时期内，要着重强调发扬民主这一面。这方面也会出现问题，而且已经有些问题，这是预料到的，并不奇怪。我们不能因为出现这些问题就不发扬民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加强法制，做广泛的教育工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法制是不行的。
1944年3月2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讲话论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提出应将文化教育工作作为陕甘宁党政领导机关重要的议事日程。指出：我们的口号老早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战争、生产、教育。在敌后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同时还可以进行建设，进行生产，也可以办教育。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军队也教育，有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战争。把打敌人的工作放在第一是应该的。但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所以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讲话对文化工作方面的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后，强调：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如果文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那我们就又学会了一项很大的本领，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
1960年3月22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认为鞍山钢铁厂“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值得学习推广。鞍山地区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具体做法是：第一、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第二、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水平。第三、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第四、大搞资源综合利用。第五、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实现增产减人。
2013年
3月22日—30日 习近平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2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5日，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阐述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27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德班会晤上发表讲话，提出建立贸易投资大市场、货币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的四大目标。
2014年
3月22日—4月1日 习近平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进行国事访问，并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24日，在核安全峰会上首次提出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31日，在欧盟总部访问时提出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这是中欧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对欧盟总部的首次访问。
1937年3月23日—31日
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讨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时发言，指出：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问题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
1952年3月23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提出在五反斗争中必须达到八个目的：（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支部，加强党的工作。上述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五反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指示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61年3月23日
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讲话逐节介绍《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并指出：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做典型的调查研究。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上层人们，向各部部长调查。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着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
1991年3月23日
江泽民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统一战线要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他指出：所谓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我们不仅要始终不渝地依靠和团结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要尽可能广泛地团结和联合广大的同盟者，巩固、壮大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下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在政协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都要学会求同存异。求同，就是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大同；存异，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照顾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和意见，并通过各自学习和互相协商、互相监督，共同提高，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逐步达到一致。这篇讲话的部分内容收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2013年3月23日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安全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 他强调，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 关于发展新形势下的中俄关系，他提出，一要坚定不移发展面向未来的关系，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坚定支持对方办好自己的事情。二要坚定不移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不断创造出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不断提高两国务实合作层次和水平。三要坚定不移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中俄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8年3月24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朱瑞并各省委等，提出要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电报指出：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下列游击兵团。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上述各支队至少各有一千人左右，各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
1942年3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陈云写的社论《到什么地方去学习》。社论针对延安有些新干部不愿参加工作，要求“长期学习”的现象，论述了干部需要掌握丰富革命经验的重要性。指出：今后应该确定一条章程、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所以，要使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进步，不是先进学校（抗大、陕公那种几个月训练的学校不在此例），应该先去工作。这篇社论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
1957年3月24日
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
1981年3月24日
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但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如果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不发达，没有购买力，哪会有国内市场？我们看到，现在的政策正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最有效的政策。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说要正确评价毛主席。毛主席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2014年3月24日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中国核安全观，推动实现持久核安全。他指出，人类要更好利用核能、实现更大发展，必须应对好各种核安全挑战，维护好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加强核安全是一个持续过程。我们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把核安全进程纳入健康持续发展轨道。第一，发展和安全并重，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发展核能事业。我们要秉持为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理念。任何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核能发展，都难以持续，都不是真正的发展。第二，权利和义务并重，以尊重各国权益为基础推进国际核安全进程。切实履行核安全国际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在强调各国履行有关国际义务的同时，尊重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采取最适合的核安全政策和举措的权利。第三，自主和协作并重，以互利共赢为途径寻求普遍核安全。核安全首要责任应该由各国政府承担，各国政府要强化核安全意识，加强机制建设，提升技术水平。核安全也是全球性课题，要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国际核安全进程，加强交流、互鉴、共享，有关多边机制和倡议要统筹协调、协同努力。第四，治标和治本并重，以消除根源为目标全面推进核安全努力。完善核安全政策举措，坚持核材料供需平衡，深化打击核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是消除核安全隐患和核扩散风险的直接和有效途径。只有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问题，实现核能持久安全和发展。
1940年3月2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对顽固派斗争策略的指示电。电报指出：在反对顽固派向我进攻的斗争中，在该顽固分子没有转变为公开伪军与公开当汉奸时，具体指出某人投降日寇或指某人是汉奸并且向外宣传及陈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这样做不但社会上不了解，失去中间派同情，及引起国民党的愤激，而且妨碍我们在反磨擦告一段落时又同顽固派讲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以后除公开转变为伪军及公开降敌者外，不得公开具体指某人为汉奸。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并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
1982年3月25日
邓小平会见巴西外交部部长格雷罗时谈到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合作问题指出：尽管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进步，但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看不起我们，想欺侮我们，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有些彼此可以借鉴的东西，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较新的科学技术方面，没有发达国家的合作不行，而在其他很广泛的方面，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解决的。这对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环。
1984年3月25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到中国翻两番的目标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5年3月25日
邓小平会见由十九位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时谈到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指出：对人类作出贡献，我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我们摆脱了贫困，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做到了这件事，就可以给人类作更多贡献。这种贡献，包含对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二是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国际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中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我们最需要和平，不希望战争。我们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他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出：从我们制定战略目标起，就把我们的建设叫作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容易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最大的政策是两个开放，即对内和对外的开放政策。开放政策现在已经开始见效了。我们对内对外实行开放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因素，但是比较起来，最大的益处是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2013年3月25日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全面阐述新时期中非共谋和平、同促发展的政策主张。他强调，推进中非合作是双方人民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弱、只会加强。第一，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我们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这一点绝不会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而发生变化。中国将继续同非方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真诚祝愿并坚定支持非洲联合自强，推动非洲和平与发展。第二，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只要是中方作出的承诺，就一定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中国将继续为非洲发展提供应有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第三，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中非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我们要更加重视中非人文交流，积极推动青年交流，使中非友好事业后继有人。 第四，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中方坦诚面对中非关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以妥善解决。
1941年3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增强党性反对独立主义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981年3月26日
邓小平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的意见》的第六部分。
1982年3月26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时说：你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有几十年了，从二十几岁与列宁打交道算起已有六十年了。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些经验，通过与你们合作，可以学到一些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美国有个最大特点是讲求实际，现在是不是比过去差一点了。你是第一个与列宁接触的美国人，从你二十三岁小伙子时看到美国讲求实际的精神。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各个方面。过去空话太多，没有益处。哈默在谈话中提出，中国要把农业搞上去，就必须使用高效肥料。他还就同中国在农业、畜牧业方面的合作提出了意见。邓小平说：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事，特别是肥料。会见哈默后，他对陪同的煤炭部、化工部负责人说：肥料问题很重要。我们落实了农村政策，农业形势很好，但靠政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还要靠科学，要尽快解决肥料问题。
2019年3月26日
习近平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并致辞。他强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要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要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 三要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和零和博弈旧思维，摒弃丛林法则，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四要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要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公平包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中方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我们要共同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2020年3月26日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讲话。他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坚持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打响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经过艰苦努力，付出巨大牺牲，目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我们仍然丝毫不能放松警惕。当前，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向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他强调，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倡议：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第三，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第四，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1932年3月27日、28日
毛泽东在瑞金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会上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打开局面。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向东南方向发展。会后，毛泽东赶到福建长汀，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讲话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我们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1979年3月27日
邓小平就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同中央有关负责人谈话时针对党内、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好？只要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还指出：民主和法制问题，要展开讲。要讲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要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但是，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就不能做到这些。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
1987年3月27日
邓小平会见喀麦隆总统、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全国主席比亚时，谈到评价一个国家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问题。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他谈到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指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八年前我们提出农村搞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是很成功的。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51年3月28日—4月10日
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贯彻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整党建党的决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整党。
刘少奇在三月二十八日的会上作报告，根据党章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一）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党员必须具有为这些目的坚持奋斗的决心。（三）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四）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斗争和工作。（五）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七）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八）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
刘少奇在四月九日的会议上作《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总结指出：现在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必须是成分好，历史清楚，对党忠诚，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又懂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事业，愿意遵守党纲党章的人，才能被接收为党员。对于不够条件的党员，应在整党中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根据这个决议进行的整党工作由此在全国逐步展开，至一九五四年春基本结束。刘少奇的报告和总结分别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62年3月28日
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国人民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报告强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地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这篇报告节编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78年3月28日
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按劳分配问题时指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我们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将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要逐步提高，各级工资数额要有所增加。现在小学教员的工资太低。一个好的小学教员，他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要提高他们的工资。将来，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工资可以评为特级。各行各业都要设立特级，以鼓励人们终身从事自己的职业。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这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搞科学研究出了重大成果的人，除了对他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外，还可以提高他的工资级别。稿费制度也要恢复，并根据新的情况加以修订。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逐步解决。有些制度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这个谈话的一部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1985年3月28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6年3月28日
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朗伊时，介绍了中国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拿事实来说话》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15年3月28日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我们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他强调，中国最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中国近代以后遭遇了100多年的动荡和战火，中国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中国将毫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